＃本文摘自《界首史线月)，作者王永秋，原标题《回忆何柱国将军与骑二军抗战》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原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何柱国将军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接全国政协、何柱国治丧委员会及其家属的邀请，我急赴北京奔丧，在京期间，我参加了全国政协为他主持的追悼大会，参与了为悼词的起草而召集的座谈会，为何先生守灵直至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何柱国将军是中国的老朋友，早在一九三二年底，他痛于国土沦亡，愤慨蒋介石的对日军侵略不抵抗政策，最先率部在山海关奋起抗战，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重创入侵之敌。表现了中国军人守土御悔的爱国精神。

  红军长征中他与中国合作，为红军一方面军和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让开道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参加了葬安事变，并不避艰险、顾全大局，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期间，何将军在晋北、豫东皖等地与贺龙、彭雪枫密切合作，协同作战，奋力打击了日寇，并两次访问延安，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热情欢迎接待。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何将军致电、周恩来志，祝贺新中国的成立。

  何柱国将军一生爱国，追求光明，追求进步。我跟随何将军十几载，曾先后在他部下担任过排长、副连长、少、中校参谋，兵站分站长等职务。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继而在解放战争中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

  为了弘扬何将军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作为他的老部下，仅就何将军与骑二军在晋绥，豫东皖北的抗日经历做如下回顾：

  骑二军的前身是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将军当时任第五十七军军长。奉蒋介石、张学良之命，整编全国骑兵。即：东北军骑兵第一师张成德，第二师黄显声；第三师郭希鹏；第四师王奇峰，第五师李福和；第六师白凤翔；中央军骑兵第十一旅胡竞先；第十三旅××等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三师、第四师、第六师、第七师、第十师等五个骑兵师，何柱国任骑兵军军长。当时日伪在绥察捣乱，骑兵第七师门炳岳派往绥远。骑兵第四师王奇峰在河北配属五十三军万福林，其余各部均于一九三五年秋随军调赴陕甘，堵截红军北上。

  在西安事变中，由于政见不同，骑兵第十师檀自新率部由潼关逃向中央军，骑兵第七师门炳岳在绥远脱离骑兵军。骑兵第四师仍被隔于河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为了照顾马占山挺进绥远，又派骑兵第六师为基干部队调离骑兵军，蒋介石改编东北军时，骑兵军仅剩骑兵第三师和骑四师的一个团，命名为骑兵第二军，军长仍然为何柱国。

  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东北军各部士气高涨，纷纷请缨参加战斗。一九三七年八月末，骑二军率命由风陵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上赶赴大同，培截由事口西进之敌。

  骑二军各部队轻装急行军经崞[guō]县原平镇，出阳方口到达朔县。这时，敌酒井机械化兵团巳占领山阴、平鲁等地。九月十六日，军部命令部队在朔县北井坪镇附近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埋设地雷，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十七日拂晓，日军在大批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猛扑。我军依靠有利地形和事先埋设的地雷与展开英勇战斗，击毁敌坦克三辆，打死打伤敌人三百多人，敌被迫后撤，十时许，敌又增加了兵力向我猛攻，井用飞机轮炸，但我军士气旺盛，顽强拼杀，又有预备队来援，使敌受到重创。至午时，敌又来援兵，而我预备队早已用完，极为艰苦。担任口袋战斗封底任务的军部特务营第三连被敌人包围，但无一人退却，与敌进行殊死搏斗，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全连一百三十多人全部牺性。经过一天激战，敌我双方伤亡均很惨重。天黑时，敌军退出战场，撤回山阴平鲁，我军亦向西撤入山沟中，至此，井坪阻击战结束。军部在老黄堡为这次战斗中牺的将士举行了大型追樟善，各团以上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并送了花圈、挽联，望着战友的尸骨，与会者悲痛难禁，声泪俱下，霎时间“打败使略者，为死难战友报仇”的吼声响彻长空。

  井坪战后，军部西撤驻白殿沟村时，接第二战区阎锡山电令：为了配合忻口会战，着八路军一二O师（师长贺龙）即刻北进至五寨，宁武、神池地区，纳入骑二军战斗序列，归何柱国军长指挥，主要任务是在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拦截敌军补给，阻挠牵制敌人，给在忻口会战之敌的后方以极大的威胁。为了有利于作战指挥，更好地达成目标，军部转移至老营堡，并与一二O师商定游击范围。一二O在朔县以南，神池、宁武以东一带活动，骑二军在平鲁，朔县以北一带活动。从此两军交往密切，互相配合，记得有一次，八路军的宋时轮支队长要过铁路到岱岳以东去。何军长指定代参谋长孟绍周接待，他俩长谈了一个上午，临走又互换了手枪作为纪念。

  在当时敌我装备技术相差悬殊的情况下，破坏交通，拦截辎重，埋设地雷，寻隙出击，迷惑敌人是与敌斗争的有效方法。我骑兵部队有爆破技术，有工兵人才，而这些正是一二O师所缺乏的，何军长应贺师长要求，派军部少校参谋高杰民前往传授爆破技术，在五寨培训了该师的班、排、连级干部。

  为了执行紧急任务，快速脱离敌人的需要，何军长还经常派出骑兵小部队整连整排归贺龙指挥，达成目标后，归还原建制。

  贺部的文艺宣传队也经常来军部、师部、团部演出，深受众将士欢迎。每次到军部演出，军部都设宴热情招待。当时，两军关系非常密切。

  偏关县县长梁雷，老营区区长武养尼，都是八路军委派的，他们经常到军部联系，军政关系也很好。由于两军的密切合作，较好地完成了牵制阻挠敌人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的进行，取得了战略战术上的胜利。

  一九三七年末，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华北战场各重要城市，均已论陷。当时我军在晋北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经常拦截敌军火，破坏太原与大同之间的交通运输线。敌军为确保其交通运输和地方秩序的安全，从朔岱、平鲁等地纠集步炮兵六千余人，分两路从利民堡、并坪向我进犯，并以三架飞机，每天跟踪侦察。当时，我军只有四个骑兵团，且实际参加作战的人数并不多，于是，军长命令骑三师，避敌锋向敌后平鲁方向挺进游击，军直属队和一个骑兵团向西数退，诱敌深入，偏关、河曲相继为敌所占。我军则渡过黄河西岸布防，与敌进行决战。战斗异常激烈。第二天，正当敌机发现我炮兵阵地猛烈轰炸，敌伪两干多人向我阵地猛攻之时，从西北刮来大风，顿时昏天地暗，黄土夹着黄沙扑面盖来，使人睁不开眼睛，敌机遁去，我军趁机反攻，不足二十分钟，敌遗尸四百余具逃去，我军乘胜追击政复了河曲县城。骑三师又从平鲁切断了敌补给线，收复了乃河堡。敌军没有物资供应，不得不急速回师。我军又胜利收复了偏关、老城堡等地。军部改驻南沙城，总结半年来抗日经验，并加强了训练。

  台儿庄大捷之后，敌军不甘失败，纠集晋察大军，准向徐州进犯。骑二军奉命在晋北绥察一带加紧游击活动，以奉制消灭敌军。当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们总是在山沟里过日子，各种物资极为贫乏，生活也极为艰苦，但为了保家卫国，各级宫兵毫无怨言，坚持战斗，军部多次派出以为连单位的部队，奇袭平鲁、朔县等地敌人据点。郭希鹏副军长指挥的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平绥铁路线上，他们拦截军车，破坏交通。一次，他们使一列由大同开往太原的军车脱轨，俘一名司机和一名助手。由于我军频繁进行多种形式的干扰被坏，至使敌人不敢妄动，进而达到了牵制敌人，配合主战场的目的。

  一九三八年秋末，我军奉命护送作义将军部挺进绥远。为避敌机轰炸和迷惑敌人，我们是白天休息，夜间行军，天亮前入村宿营，放出警哨，村民许进不许出，日落时整队出发。

  行军路线是避开县城和集镇。尽管每天都有数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但始终未曾发现我们。当我们到达和格尔的杀虎口时，接到上级电令：傅部已到达预定地点，骑二军可择路仍回晋北原防。因前夜行军未受任何阻拦，故返回时，我们改在白天行军。当军部到达新店子宿营时，次日早饭后，传报前卫团与情况不明的敌人遭遇正在激战中。军部命令沿山占领阵地，用火力查明敌人，如敌强可做撤下公路的准备。又令特务营派出两个连，在新店子东北山上占领阵地，监视防备敌人由公路向新店子进发。十时许，在新店子闻到枪声。敌炮弹落于村内，军部非战斗人员即撤出村避敌炮火。十一时许，敌炮弹落于村内更多，参谋处房顶被炸穿，军长住的院中落弹，情况很危险，大家劝军长撤出，军长因派出的两个连还没有回来坚决不撤，这时接前线报告说敌人不新增多，他们准备撤下公路，也请军部尽快撤离出村。军长这才下令出村脱离被弹面。当我们牵马出村的时候，看见军长颈围红纱，手执自来得匣枪，枪绳套在脖子上，笑对参谋长孟绍周说：对大家说整好鞍具，勒紧肚带，准备急驰。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军长有这样威武健壮的英姿。出村后，很快和前面的队伍会合，奔至响水营宿营，第二天，天明有敌机两架侦察轰炸，我住的房顶上落弹一枚，因为这里的房子都是沿山坡而建，房顶厚达丈余，所以室内并没有一点损失。根据敌情判定，这股敌人是从和林格尔出来的。面为我们是孤军，没有消灭强敌的任务，故走下公路经前水河、阳坡、后山坡罗回到河曲原防，各部队修整待命。

  这一时期是我国抗战的最低潮阶段，是我们的祖国和军队最艰苦困难时期。中国的沿海地带和较发达富地区，多为敌占，我方部队被迫转入山区和沼泽地带坚持抗战。一些悲观论者和抗战意志不坚强的人，对抗战必胜失去了信心。副总裁汪精卫就是在这时（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突然离开重庆，飞往云南转河内投降了日本。各个战场也出现了一些意志不坚的投敌分子。幸有主席及时发表了《论持久战》等文章，稳定和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一次谈话中，何军长对我们说。亡国奴是当不得的，现在科学发达，不象从前人民可以揭竿而起推前统治者。现在如果让侵略者得逞，他们会用科学方法统治和人民，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易翻身。从这时起，我们懂得了抗战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做亡国效，树立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一九三九年初，坚持长期抗战在山区，人马极度疲劳的骑二军经上级批准，进驻陕北神木地区休整补充。

  在整军会议上，讨论总结本军参战一年半以来的成绩，使大家受到鼓舞，但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损失了马匹四分之一，各团都有了徒兵团，四个团现有的马匹仅够三个团的，要补充大量的马匹实在难以办到。根据一个骑兵的供应可养三个步兵的情况，把一个骑兵团改建一个步兵旅，这样既不增加国库开支，步骑联合又可增强战斗力。经上级批准，拨给兵源，训练干部，组织成立了步兵旅。军参谋长孟绍周升任旅长。

  这时期正值神木地区春耕季节，这一带地处沙漠，春旱少雨，部队一面整训，一面与陕西省建设厅联系，帮助地方开渠引水及时春种，此外还协助县政府建神中学一所。这时中央骑兵学校在甘肃天水马跑泉复校，招收第三期学员，毕业后仍回原部队工作，我即申请军长批准后，于一九三九年六月离开神木到该校报到学习。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日，我以优秀成绩在骑兵学校毕业，学校要留我任区队长，被我婉言谢绝，要求回原部队到前线抗日杀敌。因特务反映骑二军要变色，蒋介石将骑二军由陕北神木调防到豫东皖北黄泛区，军部驻河南沈丘县城。

  一九四〇年十月末，我经宝鸡、咸阳、洛阳等地，到达沈丘军部报到，被分配在军部特务营第三连任第三排中尉排长。因这个连没有连副，还让我兼管全连的教育训练工作。当时驻沈丘城南荣楼高吴庄。

  一九四一年二月初，日伪军从徐州、信阳两方面对我进行扫荡。旧历大年二十九，我连奉命直驰杨埠沿洪河布防，堵截由汝南来犯之敌。夜十一时接营部电话；项城情况不明，令我连速回沈丘回十里沿河布防，保卫沈丘。我们即刻出发，于次晨七时布防完毕，严密监视项城方面。十时许又接营部通知；由汝南犯项城之敌有撒退模样，令我连立即驰赴项城截击。当我们到达项城时，敌人早已离去。我连又奉命支援太和。晚间，过沈丘时，军部参谋处通知说太和已失，界首情况不明，令我连拂晓前到达刘兴镇，沿河布防，监视界首敌人。我连到达指定地点后，强令各种船只靠在南岸。这时敌人枪响，我们进入民宅，凿开墙壁，隔河与敌对战。

  从信阳北进、徐州南下之敌被分别击退后，军长在界首北张大桥召开总结和追悼大会，这次反扫荡最大的战斗要算是张大桥战役了。我步兵旅一个团在义门集没有截住敌人，尾随其向界首集结。（我军有意在张大桥利用有利地形与歌决战)当他们到达张大桥附近时，正值进攻界首之敌强占了张大桥，我守军与敌做争夺战，一团赶到后，即参加战斗，向来犯之敌发起三次冲锋，展开肉搏战，把张大桥夺回，敌处不利形势。我骑七、八两团正在亳南游击切断敌后方补线，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这次战斗毙伤敌百余人，我步兵旅阵亡官兵五十余人。

  十多天的反扫荡战争，尽管大家昼夜奔波穷累，连大年也设过成，但打退了敌人的扫荡，心情也是特别高兴的。

  骑二军驻防豫东皖北时，新四军雪彭枫部也驻在这一带，这两支部队防地邻近，关系紧密，一遇情况，双方都有代表与对方联系，有一次，重庆来电，令骑二军去涡阳进攻彭雪枫部，骑二军派高参王仲民化装到新四军彭雪枫部联系，通报情况，请他们先让一让，过几天再回来。彭雪枫欣然同意，于是，双方假打一阵，对空放了一阵枪，骑二军“攻占”了一些地方，过几天，彭雪枫部又“反攻”过来，把这一些地方“夺”回来。此后，王仲民就是何将军派往彭雪枫部的行动专员，界首成立督察处时，王仲民是第一任督察处长。彭雪枫部也经常派一个姓任的代表来骑二军联络，因为他是新四军的一个部长，我们都称他为“任部长”。

  粉碎敌人的扫荡后不久，豫东皖北地区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开来了。其主力驻叶县舞阳一带。副总司令王仲廉率八十九军由平汉路以西移驻皖北太和县附近。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驻阜阳附近。骑二军也归汤恩伯集团指挥。接汤恩伯命令：为了对日作战，阻挡敌坦克前进，使其机械化部队不能行动，决定发动群众挖掘深沟，改造地形。以叶县为中心，北至郑州，东至开封，南至周家口；另以临泉、沈丘为中心，北靠沙河黄泛区南面，彻底改造地形，以确保敌人不能进犯。这是一个劳民伤财，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的举动，当地老百姓唉声叹气地说：连路都不让走了，怎么收麦呢！

  为了配合改造地势，需要搞一份详细的兵要地志。一九四一年四月，我奉命带兵两名，赴新蔡、息县、潢川、固始、阜阳等五县调查地形地物山川河流、交通民情等情况，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走遍了五县所有的山村，完成了五万分之一图上没有的内容，七月份回沈丘，写出了《兵要地志调查报告》，受到军长的传令嘉奖。

  这时，汤恩伯转来大本营命令，嘉奖骑二军在豫东皖北黄泛区二年中与敌周旋，协助居民重整家园、稳定秩序、繁荣商业的事迹。将骑二军扩编为第十五集团军，提升何柱国军长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骑兵第三师、第六师（西安事变后调归挺进军司令马占山指挥，骑二军从神木调河南时归还建制，因马匹补充困难，将马匹合并在一个师，保留骑三师，骑六师番号取消。徐良升任骑二军军长。原步兵旅扩编为暂编五十六师，师长为柴济川（汤恩伯派，为此，原步兵旅长孟绍周至今还不满意何柱国）归骑二军建制。另拨九十二军归十五集团军建制，军长李仙洲升任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后李仙州又率该军脱离十五集团军入鲁）。成立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时，我被调升为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

  由于黄水泛滥，豫东皖北黄泛区既没有日伪军，也没有国军和新四军，是个真空地带。人民大多逃到他乡谋生，只有少数人在原籍艰苦度日。一九三九年秋末，骑二军来到这里，看到人民颠沛流离，不禁想起家乡父者亲人，悲痛之情涌上心头。他们决定利用雨季已过的时机，与人民一道叠坝修田，重整家园、恢复生产。第二年雨季来临时，官兵又与人民同上大堤防水。从而使很多逃离的人民重返家西。这里离敌占区较近，农闲时节，青壮年人多去亳县、河溜、蚌埠等地买些日用品，背运回来在集市上卖，但因为社会治安不好，政府无力维持，小贩们经常被盗匪抢劫。特别是界首，属两省三县管辖（界首镇归安徽太和，刘兴镇归安徽临泉，皂庙镇归河南沈丘）过去土匪就多，在界首作案跑到皂庙就没事了。然而，商贩们的经验是跑三次被劫两次还是有利可图的。军长知道这样的一种情况后，一面命令部队剿灭土匪，保障商贩路上安全；一面与豫皖两省府协商，在界首成立警备司令部，统一管理界首工商运输等业的发展。从此,经商的人慢慢地多，同时，还招引了西安、洛阳、南阳、老河口等地的商人，他们把当地的产品运到界首销售，又从界首买回所需的津沪产品，一时界首成为闻名的新兴商业城市。

  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来到这里后，汤为了总揽军政大权，设立了苏豫鲁皖四省党政分会，他自兼主任，副主任沈克，秘书长李铣；又在叶县成立青训斑，在临泉成立特别训练班，汤也兼主任，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升，秘书长王蔚轩以及队长、教官等几乎是青一色的特务分子。一九四二年又在界首成立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及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机构，由戴笠先后派周麟祥、周兆其，刘国宪任调查统计宝主任及界首警备副司令兼稽处处长，进行特务活动。

  汤恩伯为个人做买卖，还在界首成立“物资管理处”，派韦鲁斋为处长，名义上是管理物资，以免资敌，其实就是在物资管理的招牌下，派人到徐州、上海、济南、天津等地大做投机生意。汤还与戴笠合伙在界首成立了“财政部货运分处”，戴派王兆槐、张树勋、白××，汤派胡竞如、韦鲁斋、骆东藩等主持其事，用这块招牌美其名日对敌经济作战，掩其肮脏的行为。戴还在美国印制了大批华北敌占区的伪钞和汪精卫伪政权的各种伪钞运到界首，然后派人到敌占区抢购各种物资。他们的财政部货运分处，经常有百辆以上大卡车，川流不息地来往于川陕豫公路上。他们还成立了什么船舶管理处，总的一句话，何柱国扶植经营起来的界首，却成了汤恩伯等人的场地。

  在这期间，河南大早，长年不雨，颗粒无收，人们四处逃荒，有人听说界首很好，即奔来，沿途卖儿卖女，饥寒病倒，苦不堪言。为了救济难民，稳定地方秩序，军都在比丘设立了粥锅。

  汤恩伯、戴笠的势力进入界首后，即千方百计巧立名目，设立机构，大搞投机钻营活动。同时与敌伪上层军政人员勾结，大做生意，并以此收买形形的汉奸队伍，壮大自己的力量。一些汉奸头目也以此献媚汤、戴，做为日本垮台效忠的表现。据我所知:

  一九四二年春，汤恩伯派亲信朱忠民去开封与汉奸孙良诚勾结，并以鼎泰庄商号名义进行物资交易。

  一九四四年春，汤、戴在界首通过伪军长张岚峰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王向荣做媒介，邀张岚峰化装后到界首见面。戴笠保证在蒋介石面前备案，如果日本失败了，张可做为“曲线救国将领对待”。张岚峰还不放心，又请汤恩伯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派张岚峰为先遣军总指挥。张岚峰接受了戴笠、汤恩伯在美国印制的大量伪钞票，骗取当地的大量物资武装走私给汤、戴，作为以后摇身一变的资本。

  在与张岚峰勾结的同时，汉奸孙殿英的代表谭松×、庞炳勋的儿子庞先正，孙良诚，驻开封办事处处长李子峰等是汤总伯的贵宾。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为了适应欧洲战场的形势，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动脉线，发动了豫鄂湘桂大战，企图以中国大陆作垂死挣扎的根据地。他们调集了五六个师团和一个装甲旅团的十多万人的兵力，在河南发起进攻，很快就占领了郑州，洛阳及叶县、临汝等要地，形成了封锁嵩山麓的态势。溃不成军的汤恩伯部在山区乱窜。见日军就逃，狼狈不堪，但对山区人民则烧杀抢掠，搞得整个山区鸡犬不宁，人民恨之入骨。当时，豫西土皇帝别庭芳的儿子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率领别庭芳遗留的武装力量，并利用地方人民袭击汤军。溃乱的汤军搞不清情况，只要一听到枪声就以为日军追到，就仓惶逃命。汤的卫队被缴了械，指挥全军的电台丢失，汤本人化了装才逃了出来。副总司令王仲廉率领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团包围在大宁寨缴了械，王仲廉拼死逃脱，但与部队失掉联系，官兵们各自逃命。二十九军马励武部和十三军石觉部分别从临汝突围，通过洛叶公路向大营集结时，被日军坦克截击，官兵自相逃命，行李、弹药失落很多，山炮营和军部的联络电台亦丢失。

  中原会战不到半月就结束了，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军一触即溃，闻风丧胆，纷纷逃命，往嵩山里钻，连敌人也没想到，在形势不利的关头，会这么容易打通了大动脉的最北段。

  中原会战开始，第十五集团军在平汉路以东、黄泛区以南地区一面坚持与敌战斗，一面做好会战的准备工作。把家属和辎重撤到了固始山区。为了照顾后方事务方便，何柱国将军派遣了固始县长。然而，日军在打通了平汉线后，并没有东进，直到会战结束，第十五集团军仍在平汉路以东与日伪周旋。

  汤恩伯垮台后，何柱国将军接任了临泉指挥所主任的职务，后改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对开封、徐州、蚌埠等地之敌的作战指挥及策动伪军长张岚埠、郭天受等部的反正工作。苦撑豫东皖北的整个局面。

  何柱国将军的权力加大了，指挥的部队增多了，第十五集团兵站补给任务也扩大了，一九四四年九月，奉命把原兵站支部扩编为分监部，我升任兵站分监部中校参谋。

  一九四五春，鉴于骑二军实际只有一个骑兵师，马匹补充又十分困难，故呈请上级批准，改番号为暂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徐长照。骑二军军长徐良升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骑二军番号取消。第十五集团军的建制部队为暂编第九十六军和第十二军，十二军军长霍守义。

  四五年五月，驻新蔡县的第十五兵分站站长吴士达到分监部反映：新蔡县田粮收缴困难，将影响军饷，请予解决。

  分监部即派我前往解决。经与县长王世辅，田粮处长葛成章研究派人到各区田粮办事处及各乡保缴。一周后，各乡保踊跃交粮，大车小辆积于兵分站粮库门前收不过来，农民为交军粮，有的在仓库门前等候三日之久。为此，田粮机构对兵分站非常不满。未解决收粮问题，分站让地方把军粮直番交到受补部队，这样就增加了部队的麻烦，各受补单位对分站也是不满。他们把意见告到了分监豫，分监部决定撒掉吴士达。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分监部以第十五兵分站站长吴士达对工作指挥不利为由，免去他的站长职务，调到分监部任中校参谋，派中校参谋王永秋接替兵分站站长职务。我到站与前任交接完毕后，到各受补部队和地方田粮机构解释前任的工作缺陷，并协商以后的工作方法。没过几天，日军天皇就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分监部参谋长张廷打电话告诉我特大喜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让我们做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准备。他还说我们这里消息太不灵通了，实际，八月十日下午重庆各报纸就发表号外：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八月十三日消息传到沈丘，立时全城沸腾，人们放鞭炮庆性利，比大年三十起午更接财神还热闹。

  我放下话筒，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全站人员，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高喊着鬼子投降了，可以回家了！是的,十四年采，南征北战，不就是盼的今天吗？他们跟含着热泪，跑到街上买来鞭炮放了起来，霎时间，沉静的龙口镇象开了锅，人们欢呼跳跃，都说今后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八月十七日，我站奉分监部命令，即日起程前往徐州接收二十万人的粮袜补给，当我们到达马牧集时，第十五集团军先遣代表团也到马牧集。他们准备改乘火车去徐州，我站同车前往，自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重庆发表何柱国将军为徐州方面受降官，接收日伪一切物资。先遣代表团团长是王照坤，成员有参谋、军需及兵站、银行、工商业等部门负责人十多人。当列车进入徐州站时，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及省府其他高级官兵都到站迎接。我们出站坐上小轿车看到从车站到宾馆的马路两旁站满了手小旗、高呼口号的欢迎群众。场面极为壮观。

  到达宾馆后，即同伪省长商谈接收与地方治安问题，各部门的负责人也都与对口伪职人员研究交接与欢迎国军等事宜。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军饷，筹集二十万人的补给，我们接收了宝兴面粉公司。这时我得知日本人往小麦掺沙子，磨面给中接人吃的情况，即找厂里总工头姓王的了解，并亲口尝了面粉，确实令人合不上牙。我问王总工头如何来解决，他说只要在磨面时加一道筛子就能把砂子筛出来。于是，我就资成他办问题得到了解决，受到各受补部队的好评。

  从我们到达徐州后，就陆续听到不幸的消息，说林将军病了，是重庆发表了何将军为东北行营接任参谋长兼副主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主任（暂不到差）后，在何将军要去东北行营的前一天晚上，熊主任为他饯行，席间有蒋经国及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等陪同，何将军平时不喝酒，只接受了罗申大使硬敬的一杯酒，至晚上十一时席散，第二天早起，双目模糊，看不清楚东西，第三天双目失明不知天亮。而徐州日本人又非何将军亲来才能举行投降仪式，无奈重庆方面又找冈村宁次交涉，改派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主持受降仪式。

  何将军因眼病，蒋介石给二万美金赴美就医。接着，第十五集团军撤消，所辖十二军和暂九十六军由李延年率领入鲁。何将军的眼病，医治无效(失明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回杭州疗养。

  一九四八年底，我被调任上海第一补给区中校参谋。上海解放前夕，我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外围做情领工作，为我事收集并传递出重要军事情报，并在上海战役的关键时刻参与联络和策动了伪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五十一军全体官兵起义，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与长期受何将军爱国爱民的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起义后，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后转地方工作。现已离休，是河北省抚宁县政协委员。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全国政协邀请我到北京参加了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隆重的纪念活动。我做为原东北军骑兵军的代表（事变时我是何将军的骑兵军司令部译电员，机密电报均经我译发。他如此信任我，是因为长城抗战时期他们驻在我家，我当时虚龄十六岁，由于敬仰他，不愿做亡国奴，便随他参了军的，他很喜欢我，一直培养我。）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体会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没有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成功来之不易，使祖国繁荣昌盛，实现统一大业任务亦艰巨。但我相信：紧紧依靠的领导，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一定和当年一样，在新时期取得新的伟大胜利！